中青报：民意被过滤比民意非理性更可怕

　　朱四倍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益派市场咨询公司对2874人进行的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官员上网收集民意，71.9％公众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开始重视网络民意，网络表达将成中国式民主建设的新通道；67.2％公众首肯互联网的在线形式弥合了阶层地位等各种差异。

　　网络平台，给了民众更多平等交流的机会，给了民众抒发自己见解的机会。网络民意表达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让政府了解民生民情、汇聚民智，“最方便网民说实话”，弥合了阶层地位等各种差异，拉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但是，无可否认，当下的网络民意表达还存在一定的非理性成分，比如不文明，使用暴力语言等。因此，如何对待网络民意就成为考量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们进行了22分钟的在线交流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26名网友会面，开展座谈收集意见，再到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约见部分网民，我们可以鲜明看到草根意见到达高层的可能性。众所周知，人人都享有言论权，但在特定的场合，并非人人都享有话语权。公民除了要有知情权，更重要的是公民自己应懂得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网络民意的表达场景告诉我们，网络不再只是一个消遣解闷的娱乐场，也是公众表达话语权的场所。

　　那么，要不要建立正规的渠道来收集网络民意？本次调查显示，64.3％的人认为制度上需要保障，党和政府应该把民意、舆情的收集工作日常化。对此，学者燕继荣认为，如果政府出面建立一个官方渠道，可能就变味了。因为当政府为网络设置一个关口的时候，所产生的引导性可能会过滤掉很多真实的信息，不利于中央高层了解民意。

　　民意表达的自由并不只是说对的、受欢迎的话的自由，而且更是说错的、不受欢迎的话的自由；既包括传导正确的、受欢迎的信息的自由，也包括传导错误的、不受欢迎的信息的自由。事实上，在多元的社会，在尊重宪法、目标一致的前提下，社会需要有一定的包容性，使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通过特定的表达平台和表达渠道，能够反映到决策层。而网络民意表达就充当了这样的平台。

　　换句话说，必须厘清收集民意和过滤民意的界限，更要明白民意被过滤比民意非理性更可怕。要知道，任何非理性的情绪表达都是民意表达的滋生物，而不是网络民意表达的必然。对我们来说，就是不要在泼脏水的时候，“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网络可以成为传递原生态的群众情绪和民意的重要渠道，充当社会情绪、社会心理的调节器、缓冲阀。当政府通过网络民意了解到民众情绪的时候，一点点的非理性情绪又算什么呢？

    网民不过是公民的一张脸

    邓清波

    《中国新闻周刊》6月30日报道称：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考察人民日报社时，与网友进行交流，这是以权威的身份肯定了网络对中国政治建设的重要作用。同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七成民众认为网络表达成中国式民主新通道。
    在对网民表现一片叫好声中，我们应该冷静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有许多事情，为什么在网络上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遭遇梗阻？

    网络之所以备受欢迎，有一些重要原因，比如，它让人与人之间获得了某种平等。调查表明，67.2％的公众认为互联网的在线形式“弥合了阶层地位等各种差异”，网友之间一律平等，没有沟通距离。它拉近了政府机关和普通民众的距离，57.3％公众认为越来越多的官员上网收集民意“有助于拉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建立亲民的和谐政府”。它极大地为网民提供了言论空间，66.9％的公众认为网络可以使重要问题和观点迅速得到重视，65.1％的公众认为网络方便交换不同意见，61.4％的公众认为网络“最方便网民说实话”。然而，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公民不同意见的真实表达，等等，这些本都是人们与生俱来就应该享有的权利，是民主法治社会公民应有的常态，这些东西不应该只是在网络上才可以实现，才能为人们所拥有。

    毋庸讳言，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另外的情形：“官本位”盛行，普通公民和官员之间、下级官员和上级官员之间很难有真正的“平等”，上官说的话下官和普通百姓很难反驳，人与人之间事实存在着因阶层地位等各种差异和导致的沟通距离。“等、推、拖”等机关病在不少部门客观存在，一些机关“门难进，脸难看”，公务员人浮于事，问题积压。“彭水诗案”、“西丰警察进京拘传记者案”等典型案例，以及现实生活中包括在华南虎照事件这样的热点问题面前本地媒体舆论的失语，等等，都充分说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不容易，公民不同意见的真实表达仍然可能遭遇权力干扰。许多在网络上能够做到的，在现实生活中做不到或者很难做到。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互联网民意的突出，人们对网络生活的热衷，是因为网络帮助他们实现了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权利。这既是一种“权利的突围”，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权利通过网络实现了；也是一种“权利的逃避”，即人们开始迷上了网络上的虚拟权利，而暂时逃避了追求现实权利不易的事实。所以，我们在充分肯定网络的繁荣、肯定网民的表现的同时，应该看到这样一种尴尬事实的存在。毕竟，互联网生活带有很大的虚拟性，网上的权利并不能完全替代现实生活中的权利，更多的公共事务需要在现实生活中解决，网络顶多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不仅网络上的许多权利原本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应该拥有的，而且，迄今为止，网民对这些权利的熟练运用，如不同意见的表达、议政、平等交流等等，都没有成为“洪水猛兽”。相反，这取得了极大的成绩，表现出了极大的活力，乃至获得了总书记的肯定。这就充分说明，人们可以在网络上拥有的这些权利，也完全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在网络上行得通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也应该可以行得通。

    既然在网络上，网民与官员的平等交流是可行的，网民可以相对安全地表达真实意见，包括对某些权力部门不留情面地批评，网民的意见和建议可谓为政府工作提供极好的参考，等等，那么，这一切也完全可以为现实生活中的“公民”所实践。因此，我们更需要期待的是，网络能够切实地推动现实生活中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推动民主法治的进步。从根本上来讲，“网民”不过是“公民”的一张面具而已。